汉代低温釉陶器，是以铜和铁的氧化物作呈色剂，以铅的氧化物作助熔剂，在氧化气氛中烧成。这对后世陶瓷器的生产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后来的唐三彩乃至宋金元辽三彩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唐代末年，统治集团腐朽、安史之乱爆发造成国力衰败、经济萧条，唐三彩开始衰落。五代时期，黄河流域为代表的北方地区连年战乱频繁，民不聊生。北方地区的宋三彩最早出现在北宋初年。
三座琉璃塔和一座琉璃舍利匣造型是我国迄今已发现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宋三彩。这几件宋三彩装饰精美，颇有唐三彩的遗风。芝田宋三彩与黄冶唐三彩有着密切渊源关系，芝田窑是黄冶窑的继续和发展。
由此可知，宋三彩是在唐三彩的影响下产生的。金三彩是在宋三彩和辽三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宋三彩是承袭了唐三彩的制作流程与工艺而发展起来的，因此与唐三彩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如坯体原料都是用高岭土制成，器物都是两次入窑烧造等等。尽管如此，它们之间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宋三彩以瓷土做胎或直接在第一次入窑素烧的温度高，因此胎质已经瓷化，较唐三彩质地坚硬，吸水率低。为增加釉面的光洁度，胎外往往多施一层“化妆土”，这是唐三彩所不见的。
与唐三彩相比，宋三彩中不见蓝釉；唐三彩多采用点彩涂彩。宋三彩多采用涂彩和填彩的技术。宋三彩注重器表装扮修饰的效果，这与唐三彩主要以釉色取胜不同。在宋三彩的器物表面，常用线条刻划或彩笔描绘花卉、人物、动物图案，有的还采用模印贴花和浮雕技法。宋三彩种类上主要以枕、炉等实用器为主，唐三彩盛行镇墓兽、动物俑和人物俑等明器。
由于北宋、辽在年代上相近，地域相邻，且宋三彩和辽三彩均受唐三彩的影响而产生。辽三彩是以契丹民族特色的海棠花式盘、八角方盘等为主，而宋三彩是以枕、炉为主，造型也为中原传统造型。
辽三彩以印花为主，其施釉方法是在所印花纹上按花纹的不一样的需要随类施彩，釉面不如唐三彩那样滚动流淌，但也往往呈现交相渗透的效果；宋三彩则是以划花为主，采用划花填彩的装饰技法进行装饰，在刻划的花纹内根据不同的需要填以不同的色彩，使色釉界限分明，没有交融效果。
辽三彩的装饰题材明显单调，仅为人们习见的花卉、草、鱼、蝶和流云、水波纹等，并采取对称的构图方法加以表现，纹饰多图案化；宋三彩则别开生面，构图不求对称，纹饰题材主要是人物、山水风景、也有缠枝花卉和文字的，纹饰生动活泼。
根据已有的考古学资料分析，瓷枕最早出现在我国的隋代，历经唐代、五代、北宋、南宋、辽、金、元等盛行阶段后，时至明、清时期趋于衰落。
三彩枕数量多，种类丰富，尤其是装饰发达，图案也是在各种器物中最丰富、最有特点的。至迟在唐代就已然浮现，历经宋、金、元时期。
宋金元时期的三彩琉璃构件很少，仅见黄绿两色釉，黄绿琉璃建筑构件最早出现在南宋、金代，到元代大量流行，主要有鸱尾、勾头、滴水等屋顶上的重要部分。琉璃被引进建筑业，不是由于它五彩缤纷的色彩，而是因为琉璃的吸水率很低，降雨之后屋面的荷重不会增加，雨水的流动也变畅快，大大增强了屋面的排水能力。
三彩建筑构件是以满足建筑物的功能为主，以装饰为辅，所以在烧制的过程中，对釉色的涂刷位置要求很严格。要求涂釉的部位一定要涂满，不需要的则一定不可以有釉，不仅是为了节约釉料，更重要的是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构件在安装后有很好的稳定性。
唐三彩因其丰富艳丽的釉色，独具一格的形制及较大的出土数量在唐代出土的陶瓷器中占有主体地位，其不仅是唐代陶器的代表，在中国古代陶瓷技艺史上也熠熠生辉。东汉晚期之后，连绵不断的战火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铅釉彩陶制作流程与工艺的发展。
南北朝时期随着大规模战乱的减少，局部社会的稳定刺激了作为明器的铅釉彩陶的发展，其在成坯、施釉及图案上有了很大的提升，为唐三彩的产生做好了铺垫。唐三彩产生的背景之一便是稳定的社会局面、昌盛发展的经济和博采众长、善于汲取的文化态度。
政治上，唐朝初期统治者与民休息、励精图治，全力发展农业、手工业。经济上，新农具的发明、水利工程的兴建、优化的耕作制度使生产技术、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升。文化方面，唐代持续建立友好邦交，扩展丝绸之路，对其他民族文化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吸收各民族文化元素。
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出现了相继100多年的盛世局面。唐代诗人杜甫在《忆昔》中描写的景象，便是当时民户丰实、社会繁荣昌盛的写照。制瓷工业也跟着社会发展不断进步，同时纺织、绘画等工艺的进步也推进了陶瓷业的工艺创新。
这样欣欣向荣、稳定发展的局面便使以随葬为用途的唐三彩有了得以发展的条件。厚葬之风盛行与混乱的墓葬制度是推动唐三彩发展及其工艺进步的又一重要原因。
契丹民族在与汉族的接触中不断学习中原文化，接受中原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陶瓷制作从无到有，辽三彩也应运而生。辽三彩产生的背景之一是契丹族不断学习中原文化和制瓷技术的日益成熟。契丹族起初为游牧民族，生活用品就地取材，多为皮制品与木制品。
在阿保机执政后，辽实力增大，积极向中原地区扩展势力，学习唐、五代的生产技术，抢掠中原制瓷工匠，吸收中原地区的制瓷工艺。在辽三彩产生之前辽境内生产了单色釉彩陶器和双色釉彩陶器。
最早出现的是辽朝中期产生的单色绿釉彩陶，在十一世纪早期绿、白两色的双色釉器出现，进入十一世纪前半叶，黄釉器大量出现，同时黄绿两彩的双色釉陶出现，此时釉陶的种类较前一时期有了很大的扩展，这一阶段瓶、壶、盘、砚、笔洗都有出土，出现了丰富的植物、动物装饰纹样。
唐三彩与辽三彩皆为以高岭石类矿物为主要成分的粘土所制，其配料均就地取材。因地域原因，河南唐三彩与陕西唐三彩坯土成分便有差异。坯土差异最明显地体现在坯体呈色上，河南地区出土的唐三彩较白或白中闪黄，陕西地区唐三彩坯色呈黄白色或粉红色。辽三彩坯体较多为粉红色，也出现白中带黄及偏灰的呈色。
观察发现，辽三彩坯土中含有颗粒体积偏大的未熔融材料，坯面较唐三彩稍显粗糙。通过一系列分析两者坯土成分组成发现，唐三彩较辽三彩而言，坯中影响烧成的矿物杂质颗粒含量相对更少。
唐三彩和辽三彩从坯土备制到坯件成型，两者的成坯流程相差无几，大致经历的流程包括：粉碎、去杂、陈腐和练泥等步骤。在坯体形制方面，唐、辽三彩都有丰富的器皿制品出土，唐三彩造型更为丰富多样，其器形较大的俑类三彩是辽三彩远不能比及的，辽三彩形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古代各个时期瓷器是崇尚自然的精神产物。宋金元三彩在陶瓷史上独树一帜，多以日常生活用具为主，施釉沉静素雅，注重器表装饰，画面生意盎然，充满了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
宋金元三彩对举世闻名的唐三彩和明清时期的素三彩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而辽三彩更具有特色的北方民族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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